邵洵美随手画，上书：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

　　1804年，英国书商戴维在剑桥大学附近摆了一个书摊，这个书摊销售的都是有着浓厚文化气息的旧书，价廉物美，深得剑桥大学师生的欢迎，人们称之为“剑桥的书摊”。戴维在剑桥摆了40年书摊，又在剑桥旁的小巷里开了两家店铺。在40年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剑桥的著名学者成为他的书摊常客，并且成为他的亲密书友。1936年，戴维去世后，剑桥大学出版社破例为他出版了一本《剑桥的戴维》，把他誉为“影响二十世纪第一年代剑桥人最深刻的少数人之一”。

　　那时期留学剑桥的中国学人，大多是戴维摆书摊的常客。1925年，邵洵美到剑桥求学，爱书如命的他经常光顾戴维的书摊。戴维见到邵洵美，问他是姓许、或是姓徐、或是姓苏？许、徐、苏这三个中国姓的英文发音差不多。戴维对邵洵美说：三年前有一个和邵洵美同样面貌的中国人曾经怀着要翻译拜伦全集的愿望回到他老家黑龙江去了。

　　邵洵美听了，好奇而又疑惑。那年夏天，邵洵美去了巴黎，遇见徐悲鸿，徐悲鸿和他的一班朋友都说洵邵美太像徐志摩了。闲谈中才知道，徐志摩在剑桥读书时也常去戴维的书摊买书，因而认识了戴维，徐志摩说过要翻译拜伦的诗，但没说要翻译拜伦的诗歌全集。徐志摩那次回国走的是西伯利亚，说到了中国还要经过黑龙江，没想到戴维竟以为徐志摩的老家在黑龙江。

　　邵洵美和徐志摩长相“撞脸”，1928年前后，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在上海的家里有一本精美的册子，专供朋友们来了随意写写画画的。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将这本册子编进了《志摩日记》一书。册子中有一幅画，是邵洵美画的一张长长的脸，旁边是他题的字：“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邵洵美和徐志摩两人都是长鼻子、长脸，只是邵洵美没戴眼镜却有胡子，徐志摩戴着眼镜却没有胡子。这下就知道邵洵美和徐志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了。

　　邵洵美离开剑桥回国多年，依然忘不了戴维在剑桥摆的那个书摊。1937年，邵洵美在上海的报纸上连载他的回忆小说《儒林新史》时，就是从戴维在书摊上说出谁跟自己长相相似的疑问开始，介绍他在英法留学时的见闻。

　　1930年春，鲁迅出席“左联”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他开始不停地向如新月派那样的作家发起论战，新月派文人一个个像候鸟似的飞走了。胡适1930年11月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在1930年秋去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在1931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于是，作为新月派小字辈的邵洵美就水落石出，一下子露了头。

　　在上海，鲁迅和邵洵美的关系原本不错。1933年2月，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邵洵美出钱，在上海功德林饭店订了一桌素菜席，送到宋庆龄的府上宴请萧伯纳。当时，参加这次宴席作陪的就有鲁迅以及蔡元培、林语堂等人。宴席结束后，见鲁迅回去时没有车，邵洵美就用自己的汽车把鲁迅送回了家。然而，这次事情过去半年后，邵洵美发表了一篇题为《文人无行》的小文章，急脾气的鲁迅就邵洵美的这篇文章持续撰文呵责。不过，邵洵美并没有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其中缘由不得而知。

　　抗战开始后，邵洵美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邵洵美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邵洵美的弟弟当了汉奸后要拉他下水，邵洵美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大陆解放前夕，胡适曾劝邵洵美离开上海，他没听。叶公超提出愿意帮助邵洵美将他的时代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时代印刷厂是邵洵美在1930年斥巨资向德国购买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而开办的。对叶公超的美意，邵洵美也婉拒了。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邵洵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1925年夏的一天，徐志摩问邵洵美在剑桥大学的学业，邵洵美说他想学政治经济。徐志摩说：“真奇怪，中国人到剑桥，总是去学这一套。我的父亲也要我做官，做银行经理；到底我还是变了卦。”徐志摩和邵洵美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旁边一位朋友提醒徐志摩还要去买船票，徐志摩这才和邵洵美分手。原来，徐志摩次日就要动身回国了，二人只得依依惜别。

　　就是和徐志摩这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改变了邵洵美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志向，他此后进入了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转而研读英语文学。邵洵美的这种改变，无疑是受到了徐志摩的影响。徐志摩比邵洵美大十岁，出名也比邵洵美要早，邵洵美一直把徐志摩看成自己的大哥。

　　邵洵美和徐志摩一样也喜欢诗歌，不同的是，邵洵美最初喜欢的是古希腊唯美派诗人沙佛，为此，邵洵美还写了一出短剧，并自费出版，遗憾的是，却一本也没有卖出去。正是在剑桥大学研读的专业的改变，使邵洵美回国后，很快成为了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