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洛杉矶的旅美诗人韩舸友告诉我，他主编的美洲文化艺术之声国际传媒网刊发了我的一组诗。我打开链接，《李培禹诗选》几个字赫然在目。很快就有国内的朋友来微信要这本“诗集”。我解释说，我没出版诗集，这是年轻时写的一组爱情诗，又被人家选用了而已。

　　多少年前写的诗还有生命力吗？有人读就有生命力。那天，我们就读诗、品诗、写诗的话题聊了好一会儿。

　　读诗。大概很少有人一首诗都没读过，至少你会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春眠不觉晓”，或者“床前明月光”吧。但读诗的经历不同，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有不同。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9岁生日那天，姐姐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书送给了我。那是一本诗集：《回声》，作者金波。一个小学生哪懂什么是诗啊。然而，当我翻开这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时，一下被吸引住了：这绿色的山谷多么好，/有这么多红的花，绿的草，/还有满山的果树，/结着鸭梨、苹果和蜜桃。/这里还有一位小伙伴，/他整天在山谷里奔跑，/多少次我想见他一面，/只因山深林密找不到。/可是我唱山歌，/他也跟着唱山歌；/我吹口哨，/他也跟着吹口哨/……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名字，/你就向群山问一句：/叫你“回声”好不好？/他准会答应一句——“好！”多美的意境，多纯的童心啊！优美的诗句陶冶了我的情操。当然，后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诗集，然而，《回声》却真的像那山谷间的回声，绵绵不绝地刻录在我知识宝库的“内存”里。

　　品诗。我真正“品”的第一首诗，是郭沫若先生的《凤凰涅槃》。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是1968年，班主任老师贾作人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青春年少的我，对写诗产生浓厚兴趣，而且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写的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禁书）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田间、闻捷、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看不懂的就问，贾老师就讲。就这样，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贾老师给我带来了《沫若文集》，他翻开《凤凰涅槃》，先给我讲授生僻字，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这是一首长诗，他讲得渐入佳境，我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今天，如果我不把这情景写出来，有谁会知道、有谁会相信，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准能成才的学生，他是怎样地尽心尽力、付出一腔心血啊！

　　写诗。读诗、品诗带来的冲动就是写诗了。我曾在一个讲座中公开自己的见解：同样一个题材，如果你觉得用散文笔法不能很好的表达，写起来不够精彩甚至索然无味，那么不妨写首诗试试。我到新疆霍城采风时，第一次见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瞬间被她的辽阔、美丽、圣洁所征服，本应写篇散文的，但几次动笔都觉得笔下的文字哪有湖水本身动人？干脆写诗吧。读诗、品诗多了，写诗不算难事，一首《赛里木湖的波光》出笼了。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网上已经有多个朗诵版本，还有歌手谱上曲传唱开来。让我欣慰的是，《新疆日报》和《博尔塔拉报》都转发了这首小诗。

　　有诗的日子真好，有诗的日子很年轻。

　　我认为，人的一生有诗相伴才算完美；活过多少年却始终与诗无缘该是多么无趣、乏味甚至无聊。

　　李培禹，高级编辑，曾任《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等职。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北京市东城作协副主席。作品曾五度获得“中国新闻奖”，也是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出版有《走进焦裕禄世界》《您的朋友李雪健》《笔底波澜》《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