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共运，也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农村召开忆苦思甜大会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