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2日至16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