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策士赵良对秦相商鞅的谏言。赵良要投入商鞅帐下，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终日正言而无诛”，换句话说，就是整天说真话但不被打击报复。赵良还举了前代的两个典型例子，周武王身边不乏谔谔之士，最后能够成就大业；殷纣王周围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最后亡国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进一步引申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的道理。不过，后世对此理解最透彻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关系，好比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魏徵是当年隐太子李建成的洗马，还曾经劝李建成早点干掉李世民。他能够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门之变后全身而退，并且得到昔日仇敌、今朝新君的圈子得到重用，最应该感激涕零。可这个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见，屡犯龙颜、逆圣听，给唐太宗来了个《十思疏》，条条框框地耳提面命，一点没有摆正自己的位子。身为谏官，大面上提提意见也就罢了，偏偏还要事无巨细。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岁者纳入兵役，魏徵死也不肯签署，还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说出一套“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的道理来，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朝堂之上也就罢了，偏偏还管帝王家事，连太宗嫁女儿陪多少嫁妆，对某个皇子表示一下恩宠，这些百官都不过问的私生活，魏徵却要多事，说什么于礼不合之类，常整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
莫说文治武功，就论从谏如流的容人之量，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饶是如此，魏徵依然不依不饶，整天围着皇帝耳朵边不断提醒他注意纳谏：说得好您要听，说得不好您也要听，水平高的要听，水平低的也要听，不然大臣们谁敢说话呢？有一次更是直截了当批评：您现在纳谏态度可不如当年了，贞观之初您求谏若渴，唯恐人家不说话；后来也能高兴地听从谏言；现在依然纳谏，但经常流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让臣子们都看在眼里。身边有魏徵这么一个家伙，要是一般人恐怕连上朝的兴趣都没有了。
唐太宗也不是没有怒过，一次退朝之后到长孙皇后那里撒气，嚷嚷着要把这个“乡巴佬”给办了。亏得皇后贤明，穿戴好典礼才用的正装，向皇帝下跪道贺他得到一个忠臣，这可是圣君的标志，才使得唐太宗转怒为喜。魏徵去世之后，太宗亲自祭奠，并留下了那段传颂千古的“三镜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就是第三面镜子。贞观十八年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感慨“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中国文化讲求反求诸己、退恭自省，既要每日三省吾身，也要见贤思齐，向他人学习，虚心接受批评，从而正心修身、不断进步。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乡愿，尊敬像楚狂接舆、荷蓧老人这样的狂狷之士。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是君子之间的和而不同、比而不周，而非小人之间的同而不和、周而不比。进入政治领域，理想的君臣关系，就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就学过《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历朝历代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周厉王不听召公谏言，还要止谤路人，最终民怨沸腾，冲垮了周王朝的堤坝。秦二世时赵高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满朝公卿唯唯诺诺，少数说真话的人被一一清除，秦二世周围再无忠臣。官渡之战，袁绍拒绝田丰、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曹操则广招贤士，虚心求教，连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也为曹操所用，最终击败袁绍一统北方。同样是曹操，在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中却一意孤行，败走华容道后痛哭谋士郭嘉早死，致使身边无人劝谏自己纠正错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仿连珠》一文中，提出了“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唐太宗的“三镜论”也许就脱胎于此。
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话都不说。大凡成就大业者，往往虚怀若谷，从内心深处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明代大儒王阳明主政地方，出巡时让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传为佳话。
有国外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稳定的领导层，也有庞大的民众基础，具有“纵向民主”的特点——通过上下互动交流，个人平等参与组织活动，基于理性讨论达成有效共识，从而采取集体行动。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的庸俗哲学，主张有话放到台面上说，以当面锣对面鼓的批评求得肝胆相照的真团结。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尽可能广泛地倾听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我们党对待批评的基本态度，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最忌从恩怨、得失、厉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用人为的芥蒂把意见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面。延安时期，开明绅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后，不少人怀疑其动机不良，但毛泽东同志从人民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以诚相待，将这个办法称为“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带头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并通过了精兵简政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讲到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强调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要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这些思想历久弥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雷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