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老牌文学杂志《收获》即将迎来60岁生日。对于人来说,60岁意味着步入老年期,而对于即将迈入“一甲子”的《收获》而言,这也许只是一个开端,在坚持杂志品质、以文学为本源的同时,《收获》一直在探索新的时代环境下原创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近日,经过编辑团队和阵容强大的评委团队两个月的努力,由《收获》文学杂志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7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上半年榜单揭晓。排行榜分为短篇小说榜、中篇小说榜、长篇小说榜和(长篇)非虚构作品榜,苏童的短篇小说《玛多娜生意》、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和周晓枫的非虚构作品《离歌》分列上述四个组别的榜首。同时,从《收获》杂志社传来消息,将对于杂志所发表原创作品的转载进行规范。

　　早在数年前,时任《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的程永新就曾提出将规范转载行为,保护《收获》所刊发的原创作品,如今所推出的《收获》作品转载代理业务,则将这一意向加以进一步落实。今后,《收获》将向投稿的作者提出关于转载权的转让授权,即在作品发表于《收获》后一年内,该作品的转载权归《收获》所有。而在面向转载方的《转载须知》中,除了需要取得《收获》的书面认可以外,原作刊发三个月期满之后方可转载,且需要向作者支付稿酬及向《收获》杂志社支付编辑费。对于稿酬与编辑费的金额,也均进行了明确规定:以一部1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为例,根据《转载须知》,转载方需要向作者支付不低于10000元的稿费,并向《收获》文学杂志社支付不低于5000元的编辑费。

　　这一具体规定的推出,对于《收获》主编程永新来说也许实在是无奈之举。一部作品交由杂志社审看,经过编辑和作者多次共同修改之后刊发于杂志,这部作品的转载权究竟应该如何归属?由于著作权中对于相关条款并没有明细化,长期以来,在面对转载时,原发刊物都显得较为被动。“《收获》的编辑对每一部作品都会进行无穷无尽的交流、修改,可以说编辑工作贯穿了作品诞生的全过程,我们希望拿出来的作品是洁净、接近完美的。但我们的付出很轻易就被忽略掉了。”程永新感慨,“大家齐心协力改定的作品刊发出来以后,选刊转载了,比较好的会给我们责编1000元编辑费,但大多数没有,连作家的转载稿酬都难以保障。比如作家张悦然的小说《大乔小乔》,从内容到题目,都经过编辑走走和张悦然之间的多次交流修改,甚至在春节期间也在就此沟通交流。刊发后没多久,就有将近十个选刊选了,有的选刊我都没听说过。有的选刊发行量比你大得多,比你只是略晚一步,甚至差不多时间问世,其中毫无公平可言。我们以后怎么要求编辑跟作家这么深入细致地探讨作品?这对于编辑的积极性是非常大的挫伤。”

　　程永新所谈及的,不仅是对于原创版权的保护,更是对于编辑价值的保护。在法律界人士眼里,编辑对于作品的组稿、发掘和编辑,在发现好作者和好作品上的独到眼光,这本身是一种包含很多价值的劳动。而作品可以说是编辑和作家共同努力形成的劳动成果,但长期以来,这方面工作的价值是被忽略的。

　　“在这一点上,选刊的地位可以说非常‘强势’。”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坦言。每期杂志问世后,经常会有选刊联系她说已和作家就转载事宜“打过招呼”,并向她索要电子版。有一家选刊甚至在某一年将当年《收获》所刊发的每个长篇都原封不动地进行转载。她最大程度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也仅仅是不将经过数轮修改、校对后的最终刊发版,而将稍早的版本发给他们,“你们自己去校对吧”。而在她的感受中,这几年来,选刊在提供给原创作者、原创编辑的经费方面也大大压缩,她曾收到过一个转载稿子仅50元的编辑费,也有以往愿意提供给刊社转载费用的,现在却希望能免费转载。

　　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国外对于转载授权的严谨态度。作家哈金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刊发在《收获》时,由于原转载权已归即将推出该作英文版的兰登书屋所有,哈金在多封邮件里反复和钟红明沟通相关转载事宜,并具体到转载费用中多少给翻译、多少给出版社等等。包括电影《甲方乙方》在内,作家王朔多部刊载于《收获》的作品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令钟红明印象深刻的是,每次作品进行影视改编,王朔都会主动要求影视公司给《收获》开具一定转载费用。“虽然钱可能不多,我记得每次是1000元,但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作家对于杂志和编辑的尊重。”

　　但更普遍的现实是:许多作家认为作品被转载是锦上添花,有些城市仍在以被转载数量评定一部作品的好坏,甚至与绩效挂钩,有的选刊仍秉持着“转载你是给你面子”的观念,这种长期在各方观念里“约定俗成”、其实与现代社会知识产权清晰化的方向并不吻合的想法,很难一朝改变。“我们愿意挑头来做这个事,规范原创版权与转载权益,推动文学积极正面地发展。”程永新表示。对于转载规定的推出,钟红明则认为,这并非单方面的意义:“很多问题应该符合现代社会的方式,而这些规定的推行并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希望慢慢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未来能找到大家都相生的一种模式。”